❶ 如何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运用到企业管理
近年来，中国式管理这个概念被炒得火热，因《中国式管理》而被人们关注的管理大师曾仕强，提出了这样一个引得无数褒贬评论的话题。中国管理界就"中国式管理"的争吵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各自站在认同与否定的两个阵营里抒发个人的见解，这对于混浊的中国企业管理界并非不是一件好事！ 中国式管理，是指以中国管理哲学来妥善运用西方现代管理科学，并充分考虑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以心理行为特性，以达成更为良好的管理效果。中国式管理其实就是合理化管理，它强调管理就是修己安人的历程。中国式管理以"安人"为最终目的，因而更具有包容性；以易经为理论基础，合理地因应"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人事现象，主张从个人的修身做起，然后才有资格来从事管理，而事业只是修身、齐家、治国的实际演练。21世纪，是中国管理哲学与西方管理科学相结合，并获得发扬的时代，两者缺一，都将跋脚难行。 严格说来，现代管理只有100年的历史。对中国而言，现代管理是在辛亥革命后随着现代化大生产而兴起的。现代管理经过100年的发展，已经发展成为包括工商管理、社会管理、技术管理、公共管理、战略管理等很多方面的学科。 说到中国式管理，就一定要说一下中国古代管理实践的特点，特别是军事管理理论，以《孙子兵法》为代表，"五经"、"七书"就是竞争的理论，里面的许多观点和理论已经被很多西方人认可。春秋战国时期，还有三国时期，中国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军事斗争的表现形式达到顶峰，实力的斗争与对抗、智力的较量与角逐，在实践中演绎并抽象到极点。如果从竞争的角度来说的话，当时的历史环境使竞争达到你死我活的程度，现实的矛盾走到了极端，使思想的张力达到巅峰，因此中国古代的军事理论在现代社会很值得借鉴，军事理论中重要的战略思想、策略思想、谋略思想正因为都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因此它不会过时，不能用抽象的时间概念来评价它已经过时了。因此，中国古代军事理论对现代的竞争学说是有指导意义的。 中国古代已经拥有了有效的政府与组织的管理，追溯起来从夏朝开始，至今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古代政府与组织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经过时间与历史的考验，沉淀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可供现代人学习与借鉴。特别是在人才选拔制度、组织结构管理、财政管理等方面，古人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文字，更重要的是理论和思想，是理念的启迪和指导。 古代一个王朝的兴衰与现代一个企业的管理有着很多内在相似的地方，一个王朝各个阶层的人都有，就像现在一个公司里什么样的人都有一样。秩序如何建立，价值观如何统一，社会的凝聚力如何形成等等。事实上，社会管理是靠一种文化来管理，于是中国古代人世的儒家思想，出世的道家思想，无论对古代社会还是现代企业，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无论古人还是今人都有人性的共性，因此古代的哲学思想亦可以指导现代人进步。 中国的科技在现代虽然不是很发达，但在古代，却达到了高峰。就拿中国的工程管理来说，例如长城、青铜燕钟、古代王朝的宫殿等等的制造与建成，无论从技术还是对人的管理上，都可以看出古代工艺与科技的辉煌与成就以及管理的有效性和先进性，制造的每一个环节中都包括了过程管理和流程管理。如今人们做任何事业，都知道要做好过程管理、流程管理和流程再造，以及打造宣传壁垒，这些都是现代人运用古代的智慧和管理经验总结的理论和方法，是革命性的又是继承性的。 综上所述，第一，中国古代文化中军事斗争与管理的成果，对当今社会中，任何一个组织在对外的竞争过程中都具有指导意义；第二，中国古代政府管理的成果，对于现代企业与组织内部的成绩管理和人员的管理起着重要作用第三，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管理，为现代人的进步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哲学与理论指导，第四，中国古代技术与实践的进步是人类智慧和经验的结晶，现代人更应好好总结经验吸取养份。事实上，上述的四点正好涵盖了管理体系的四大方面。 古代管理思想给了我们很大启示。如今管理水平的优劣已经成为衡量现代企业水平的重要标志，以至可以决定一个企业的生死存亡。在研究过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管理理论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关于中国式管理的问题，我想这体现了一种需求的产生，这种需求的本意并不是需要一种所谓的中国式管理，而是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以及竞争危机感下中国企业对于成长能力的需求。既然要中国式，那么必然是在文化方面的差异，而不是具体管理的方法和工具上的差别，因为那些都是动态的和不断创新的东西。就像中国的武术、书法、戏曲等带着中国文化的烙印。动作、技巧、形式都可以变化，但味不会变。 世界上的可以称得上"某国式管理"的最终是源自于文化的差异上，管理作为一个宏观学问不分国界和民族，任何国家都可以学习和参考。市场经济不是哪个国家的创造，而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有先进落后之分，日本式的管理也是先学白于西方，而后自身的文化与之进行融合，形成带有日本文化烙印的管理风格。 我们现在没有必要一门心思地批判中国式管理的不足，我们应该努力去思考如何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精华充分利用到现代中国式管理中，如何才能让中国式管理发扬光大，让中国式管理为中国企业乃至世界企业创造效益。古今融合，中外碰撞，才能超越兵法管理，建立现代化的中国式管理模式。 客观的说，"中国式管理"的快速兴起是一件好事，它至少带来了管理思维的一次大碰撞，催生了新的管理理念，拓宽了管理视角，增强了民族自信心。
❷ 这样正确认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以及影响
第一，把人作为管理的重心。第二，把组织与分工作为管理的基础。第三，强调了农本商末的固国思想。第四，突出了义与情在管理中的价值。第五，赞赏用计谋实现管理目标。第六，把中庸作为管理行为的基准。第七，把求同视为管理的重要价值。
儒家思想
一、儒家思想概说②
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
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二、古代意义之法治③
可以说，法家的法律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新学”。所谓“新学”是相对以儒家为代表的“礼治”主义的“旧学”而言的。“新学”与“旧学”的分歧归结为“法治”主义与“礼治”主义、“德治”主义、“人治”主义的分歧。
法家的“法治”主义有其特征：主张干涉而反对放任；排斥“人治”主义而独任“法治”主义；排斥“礼治”，不承认自然法的存在；主张国家至上，社会团体甚至血缘亲属团体的利益都得服从君主的国家利益；反对徒任“势治”。法家的思想以“唯物论”为出发点，常常注意此时此地的环境，又深信政府万能，而不承认人类个性的神圣。它的政治主张严格的干涉，但干涉须以客观的“物准”为工具。这一“物准”就是被视为“规矩、权衡”的法律，不容许统治者任意的论心定罪。人们只有在法律容许的范围内，才能得到自由和平等。“法治”主义的精神实质就是“物治”，所以又称“法治”主义为“物治主义”。④一方面，是用客观的标准如规矩、权衡、斗量、尺寸等物一样的客观的、人设的、固定不变的法来衡量所有的人；另一方面，是把人当物来治理。也就是把人当成可以用固定的、客观的规矩、尺寸等“物准”去准确无碍地衡量的东西，而不考虑人的特殊能动性。
同儒家的“礼治”相比，法家的“法治”反对宗法等级制和世袭制，要求平等守法，并且主张制订和公布成文法，凡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所以说“礼治”和“法治”的主要分歧不在于制裁手段，而在于行为规范的内容本身。也就是讲贵贱、尊卑、长幼、亲疏之“异”的差异行为规范与一断于法的统一行为规范之间的分歧。①同“德治”相比，“法治”主义轻视或完全否认道德教化的作用，这和儒家多数主张人性善而法家主张人性恶有关。
法家的“法治”主义，首先值得称道的即是它把握住了历史进化的法则，并且顺应历史进化的法则来创造，反对保守和空想。它的“实践精神”和“功用主义”都由此而产生。但其缺陷在于过分忽略了“礼”、“德”、“人”和“法”在政治上互相依辅的作用。“法治”主义昙花一现，原因有二：一是由于礼治主义、人治主义久已深入人心，而共同和“法治”主义为敌。“法治”主义虽一时占上风，但最终被“礼治”主义学说所征服。二是法家极端强调国家利益，而轻视个人利益，虽能救一时之弊，但不能确保社会的长治久安。这不仅是“法治”主义思想在汉以后不发达的原因，也是法律和法学不发达的原因所在。②
三、现代意义之法治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法治”的含义和今天我们所倡言的“法治”的含义是有很大差别的。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在中国古代是不存在的。
那么什么是法治？ 法治起源于西方社会，在西人亚里士多德看来，法治就是一切都依法而治，而大家所遵循的法律都是良法。这一简约的概括朴素地反映了法治的基本精神。但是，亚里士多德在这里预设了一个前提：法治要以良法为基础。为此，他确立了一些立法原则。那么，什么是良法呢？尤其是从现代角度审视，我们所要求的良法又是怎样的呢？ 法自君出不会是良法；行刑重轻，法峻刑严不是良法；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更不是良法。良法必须体现社会全体人民的公共意志，反映社会每一成员的理性意愿，保障每一成员的人权，它是全社会每一成员共同参与并签订的公共契约。人们违反它就是违背了自己的承诺，要承担“违约责任”，受到制裁。所以，法治要求法治社会之法律本身应是人民共同意愿的提炼，而不只是反映某个人或一部分人的意志，否则它就得不到普遍遵守；要求法律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权利，而不只是赋予某些人特权。法治的基本精神是公平、正义、自由和权利， 限制权力，法治亦是这些基本的民主原则的具体体现和保障，而良法乃至法治的基础是民主。概言之，民主是法治的基础，法治是民主制度的具体内容和形式。
民主、法治、市场都是率先在西方社会生长并成熟完善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法制建设上也引进移植了不少西方法律制度。但是，法律制度的引进与移植远不像生产方式的转变或工艺技术的改进那么简单。被移植的法律的规范制约作用的有效发挥有赖于一定的文化基础，有赖于植入地人文资源是否蕴含法治基因，有赖于植入地植被对法治精神的兼容性。“逾淮成枳”的现象同样适用于人文世界。“法治的现代化并非一个简单的向欧美国家的认同过程，其间还蕴含着每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对现代化的不同价值取向和模式选择，还必须对自己的传统有一个正确的定位和处理。”民主与法治是西方文化的表征，是西方价值观念的载体，那么，西方文化中的法治精神能否植根于中国厚实的儒家文化土壤呢？以儒家伦理为内核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否承接和转化这西方法治文化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缺乏“法治”的历史传统，即在社会秩序和规范中，“法治”始终未占主导地位，这就必然给中国当代建立“法治”社会秩序带来困难。
四、借鉴和启示
虽然今天所倡导的法治跟古代的“法治”几乎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古代法家仍然有许多地方是值得我们认同的。二千多年前他们已经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具有客观性。法家所提出的“不别亲疏，不疏贵贱，一断于法”是对法的平等适用的肯定。 法家思想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他们主张公布成文法，法应清晰、简明，具有统一性和稳定性及可操作性和可预见性等。①法家思想的这些积极方面都是值得学习和借鉴，对今天的法治建设是有利的。
同时我们要看到法家的重刑政策和愚民政策，压制议论和专制王权的方式，与民主与自由是格格不入的，更不是我们今天要的法治。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及专制王权，使得人们观念中缺乏法治的观念。今天中国提倡依法治国，实行法治，但是“法治的落实不在于用法条来取代固有的文化传统，而是要把人们对法、法律和法治的信念融入到人们的血液中去、融入到代代相传的文化传统中去。”提高人的法律素质，增强人的法治意识，灌输自由意识、平等的观念乃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任务。如果人们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淡薄，思想政治素质低， 即使有比较健全和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也会因为得不到遵守而不起作用，甚至形同虚设。所以，“人”仍然是关键。在古希腊传统文化中，法律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是与公民的自由和平等以及立宪政体等道德理想联系在一起的。“法律与人性的关系，法律与权力的关系，也都是从城邦的‘善’来阐释的，从而使法治观具有一种超越法律的特殊性而成为更高层次的理想观念品格。如果仅仅在法律层面而不深入道德理想层，不探讨法律的价值基础和价值根源，无以最终确立法治观。”②权力从属于法律，实行法治而不是人治，否则国家就会丧失其真正的本质和特征。西塞罗有句名言：“我们是法律的仆人，以便我们可以获得自由。”西方人的这些传统告诉我们，他们的“法治”传统与我们的“德治”传统同样古老而长久。中国人选择了（这里的选择并非主观意志）“德治”为其根本，并影响至今，建立“法治”秩序，决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西方人选择了“法治”为其根本，也影响至今。但无论以何为根本，都没有离开“人”这个根本的价值主体。这实际上是儒家“德治”文化思想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因此，提高我们每个中国人的“法治”素养和“德治”素养，是当前精神文明建设中最根本的任务，也是我们要达到法治目标的根本方法。只有在儒家和法家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取其精华，去其糟泊，才能为今天的法治建设指引一条宽广而平坦的路，也才能被真正得以利用。
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多弼
自从中国人开始追求现代化以来，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自明清时代，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参考儒家传统提供的资源。尤其是华人和东亚人应该有这个机会。但是正如其它的文化传统，儒家传统属于全人类，所以儒家的思想文献应该尽量翻译成各种语言，提供给大家。
作为瑞典人，我必须承认儒家经典着作当中，到现在只有《论语》被翻译成瑞典文。这是我这一代瑞典汉学家应该填补的空白。从一开始儒家思想就体现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用今天的话语来讲，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就被理解为人类文明的核心。结果，至少在中国，儒家思想被视为文明或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儒家思想给现代人提供了很丰富的资源。面对这些资源，现代人具有一个选择的自由，可以吸收资源里面的一些成分，也可抛弃一些成分。
但是不管你做出什么选择，儒家思想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宝库。保存和解释儒家思想文献，增进人们对它的理解是我们作为对儒家感兴趣的学者的一个重要任务。不管你对儒家思想的评价如何，了解这个极其丰富多彩的传统一定会使得你的生活更加丰富。
❸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对现代管理有什么借鉴和指导意义
中国古代是一个文明大国，古代社会的管理对中国现代的管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处在社会变革的重要时期，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让我们从古代的管理思想中吸取营养，作为借鉴以及指导我们的管理行为。
管理通常被解释为管辖和处理。管理思想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对管理活动的思维所形成的观点、想法和见解的总称，它是人们对社会生活里各种管理实践中种种社会关系及其矛盾运动的自觉的和系统的反映。管理思想是在管理实践基础上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它经历了从思想萌芽、思想形成到不断系统与深化的发展过程。人类管理思想的发展历程是悠久的。管理思想的发展可从古代的管理思想和近代的管理思想分析,它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可分为早期的管理思想.第二阶段可分为古典的早期思想.第三阶段可分为中期的管理思想.第四阶段可分为现代管理思想.美国企业界的精英们最先看到管理对经济发展的突出作用。
在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管理思想都是深深地植根于这个国家民族的生活生存环境和这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土壤之中的，都无一例外地会带有这个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印痕。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同样也带有鲜明的中国地域和传统文化的烙印。管理是随着人类历史产生而产生、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自从有了人类历史就有了管理。人是社会的动物，在从事集体的生产和社会活动时，由于需要组织和协调行动，管理也因此而产生。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中华民族长期生存繁衍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传统民族文化。
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先秦到汉代的诸子百家思想中。大致可划分为：“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正人必先正己”的管理思想；富有辩证法思想的“经权观”管理思想；经世实用的战略管理思想；“天人合一”的整体和谐管理思想；“无为而治、道法自然”的管理思想。它内容丰富，值得今人认真学习与借鉴。
受中国生存环境、宗法制度和儒家道家文化影响，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思维的方式体现出了“刚柔相济”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谋而后动的决策思想、义利两全的取舍思想、赏罚分明的激励思想、德刑并用的宽猛思想、上下同欲的同道思想、执要群效的统一思想、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对立转化的辨证思想、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
综观中国古代管理实践可以看出，管理与行政和当时的条件和社会环境基本融为一体。实际上，我们所了解的古代管理实践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管理者或决策者的素质高低。管理者的个人知识、能力和经验越丰富，越有可能进行卓有成效的管理活动，否则，管理就可能缺乏成效，甚至失败。因此，管理实践是和个人经验分不开的，是一种典型的经验管理。管理的自然属性和管理的社会属性促进它反映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指挥劳动及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监督劳动。因此管理思想的发展是由当时的条件和时代决定的.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强调和谐，主张协同，追求和谐的境界，使矛盾和差异的双方协调统一，共同构成和谐而又充满生机的世界。但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的“和为贵”也不是无原则的，在讲“和”的统一性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其中存在的差异性，即在强调“以和为贵”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和而不同”，在同中存异。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主张“君子群而不党”。意思是说，君子和谐相处却不盲目苟同，小人盲目苟同却不和谐相处。所以这里的“和”并不是盲目追求一致、同一、没有自我，而是要通过各种因素的差异互补来寻求整体的最佳结合，这是人们处理矛盾、对待差异所采取的积极的态度和方法。这种和谐观在管理行为上的具体表现为：阴阳互补、五行反馈、刚柔相济、动态平衡、中庸和谐，以达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可见，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的“和谐观”是中国传统的集体伦理观在管理上的集中体现，对于指导人们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起着润滑剂的作用，这一点，应该引起所有管理者的高度重视。
人际关系是现代组织管理中的重要问题，它作为影响人们活动效率的因素，起作用的机制在于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互动来调节人们的态度和行为。我国传统文化中对管理的核心在人的问题，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财富。如怎样以道德为核心在社会生活及决策管理中发挥作用，将人们引向管理目标，实现统治者的目的，孔子所倡导的仁政与礼治，可谓达到了最高的理想境界。这样做的结果是最终形成了"求治"、"求善"为目的，以人情主义为特征的管理模式。在这种机制下，"礼"在各种管理行为中起着关键性的调节功能。而"礼之用，和为贵"，其中促成"人和"的内在机制则是"仁""仁"作为礼的核心，其基本含义就是"爱人"。这种主张靠领导者榜样身教的力量和道德感化来影响群众达到目标，以心理情感为纽带，以情理渗透为原则，洋溢着浓浓人情味为形式的"德治"方式，体现着高超的管理艺术，起到了无可比拟的巨大效果。
在现代社会里，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注重利用人情感应来控制人的行为，是现代管理的高明之处。一方面它可以满足人们的心理与社会之需要，并使人们形成较强的群体意识，提高人们对组织的认同感、责任感；另一方面，还可以使管理组织具有很强的自组功能。因为在人情主义的调控机制下，组织中各个体之间可以通过心意感召实现人际互动。这种由情感实现的互动，就是管理系统的自我组织和自我调控。所以，人际关系在当今的组织管理中占据无法替代的地位，管理者所要履行的职责就在于：正确处理好"义"与"利"二者的关系，在整体把握中求得共同发展，达到终极目标——义利合一。惟有如此，管理者才能真正推出模范的行为，制定出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才能真正做到尊重人，才能充分调动、发挥处于管理系统中的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形成一种合力，从而创造出较为丰富的物质、精神价值。
管理是一种文化，只有认真学习，深入理解传统文化的精华，才能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管理上的创新。我国古代的激励方法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世界管理史上占据一席之地，极大地丰富了管理理论，其中不乏有精华之理。今天，我们只有不断地深入挖掘前人的管理思想，不断地深入结合现行的管理方式，立足于本国国情，才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才能在实践中探索出适合国情的管理方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出应有的贡献。
❹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有哪些有关管理心理的主要观点
一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 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 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 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 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 “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
《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 “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西汉贾谊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陆宣公集?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工业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人和。“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上下和同”，“和协辑睦”(《管子?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李觏说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无偏无党”，“循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 “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后不计前隙，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厂…?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 (荣德生：《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宋菜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厂训，他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
4。守信。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
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他对弟子注重 “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人们只能被欺骗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 、?治生亦然。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 一个“信”字。我国从来有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 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明代徽商 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钱，对方借据丢失，唐祁照付父债，后来有人拣 得借据，向唐祁讨债，他又照付。别人嘲笑他傻，他说，“前者实有是 事，而后卷则真也”(《安徽通志》196卷)。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经 商“巧而不贼”，取得社会的信任，“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虽不矜 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黄梅原传》)，可见守信 是进财之道。
5．利器。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吕氏春秋?任地》篇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
及至近代，一再出现机器兴邦说。如郑观应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商战”，商战必赖机器，机器生产，“工省价廉”，“精巧绝伦”，可与外货竞争，因此必须自制各种机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争取驾乎英美日之上。可见，“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
6．求实。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
“时控”原则就是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 “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管子?宙合》)。治国和治生，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意“视时而立仪”(《管子?国准》)，“审时以举事”(《管子?五辅》)，必然招致失败。空间不同，政策措施也应有异，不可将一套办法到处运用，治家、治乡(农村)、治国(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管子?牧民》)。韩非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事异则备变”。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国家者不可是“守株之类也”。这是一切管理者都应引以为戒的。
7．对策。我国有一句名言：“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研究对策有两个要点：一是预测，二是运筹。
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管子?霸言》)。治国必须有预见性，备患于无形，“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无形也”(《管子?牧民》)。范蠡认为经商要有预见性，经商和打仗一样，“知斗则修备”，要善于 “时断”和“智断”，比如要预测年景变化的规律，推知粮食供求变化趋势，及时决断收购和发售。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要观察市场物价变动，按“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规律，采取“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购销决策。(《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有许多系统运筹成功的实例。战国时期，田忌和齐王赛马屡败，后来他按照谋士的筹划，按马力的强弱，以己之下马对彼之上马，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己之中马对彼之下马，结果二胜一负，转败为胜。宋朝丁谓奉命修复焚毁的皇宫，需从远处运土和建材，他挖开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运各种建材，宫室修好后又以建筑垃圾填河恢复道路。一项正确决策使取土、运料、处理垃圾结合起来，“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贯以亿万计”(4》L笔》卷二)。在军事上通过运筹对策，以计谋取胜者更是不胜枚举。历史上的着名战役，如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亮的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都是运用战略策略以弱胜强的典范。
8．节俭。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墨子?节用上》)苟子说：“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苟子?成相》)“强本(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苟子?天论》)陆贽说：“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乃竭，能节则虽虚必盈。”(《陆宣公文集》卷二二)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
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记?货殖列传》)汉初有个经营农业的任氏，一反当时“富人争奢侈”之风气，力行“家约”，“折节为俭”，以致“富者数世”，成为阊里的表率，受人赞颂。(《史记?货殖列传》)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也多有勤俭治厂的经验，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在办厂时去上海联系业务，曾在街头卖字以解决盘缠所需，节约经费。在他的带动下，全厂上下力求节俭。张謇说：“通厂之利，人皆知为地势使然，然开办之初始竭蹶艰维，而上下同心力求撙节，其开办之省亦中外各厂所无。”(《实业文钞》卷一)
9．法治。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 “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着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
二 人本原理
质量管理,以人为本,只有不断提高人的质量,才能不断提高活动或过程质量,产品质量,组织质量,体系质量及其组合的实体质量.这就是人本原理.
一,人才是质量管理的第一要素
人才,是指那些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具有一定的专门知识,技能并以自己创造性的劳动对本职工作,对认识和改造世界,对人类社会进步作出贡献的人.
俗话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质量人才,是指具有质量管理专门知识,技能并在质量工作实践中,以自己在质量事业上的创造性劳动,对国家,行业,地区,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的振兴和发展作出贡献的人.在质量管理中,质量人才是第一要素,对质量管理的开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从国际近代质量管理发展史来看,日本的产品质量,从低劣的"东洋货"到超过美欧的产品质量,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日本十分重视并造就了一支质量人才队伍.
众所周知,现代质量管理的理论最早产生于经济最发达的美国,由于美国人休哈特,费根堡姆等率先研究和采用统计质量控制和全面质量管理科学方法,使美国产品质量迅速提高和稳定,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发展.20世纪50年代,美国生产的汽车竟占领了国际汽车市场的80%.
日本产品在40年代时质量低劣,当时的"东洋货"被世人视为"低劣产品"的代称,但50年代后,日本确立了质量兴国和教育立国的战略方针.先是从美国请来戴明博士等质量管理专家讲学,向美国虚心学习统计质量控制理论和技术,并培养和造就了水野滋,田口玄一,石川馨等一批优秀的质量人才,又把质量培训与教育贯穿于质量管理始终.到60年代,"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日本创造性地发展了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和方法,先后提出了"品质圈","TQC","CWQC"和"全社会质量管理"等新理论和新方法,还培养了一大批各种层次的质量人才.人的质量决定了产品质量也决定了国家的经济.不到半个世纪,日本的汽车,钢铁,照相机等一大批产品质量超过美欧国家,位居世界前列.人口众多,国土狭小并资源贫乏的日本国一跃而起,成为当今世界的经济强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MP)在80年代末期就已超过美国.
以色列是一个土地瘠薄,资源贫乏的小国,1948年5月建国,1993年人均国民收入却已达1.27万美元.其电子,仪表,航空等工业产品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成为发达国家军事工业和许多大公司的长期用户;农业人口虽仅占全国人口的5%,却人均年产值42万美元,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农产品不仅满足本国需要,还大量出口欧美.其依赖的就是高质量的人才.目前,以色列每100O居民中有135名科学家和工程师,而美,日,德,英却分别只有70,65,48和28人.这些科学家和工程师发表的论文在1987年时就是美国,英国,加拿大的2倍,日本的4倍.以色列工厂或农庄的劳动者都具有相当高中毕业的学历,并经过职业培训方可上岗.正是高质量的以色列人振兴了以色列.
从理论上分析,人也是质量管理要素中的第一要素.
目前,人们对质量管理的要素有"三大要素"与"五大要素"之说.
"三大要素论"是说质量管理的要素是人,技术和管.但在这三大要素中,人是处于主宰地位的,就如骑自行车一样.自行车的二个轮子是技术和管理要素,而骑车者这个"人"的要素在其中起主导作用.没有人,这辆自行车只能如死物那样,停放在原地,不能发挥任何作用.
"五大要素论"是说质量管理由人,机器,材料,方法与环境构成,但在这五个要素中,人是处于中心位置和驾驶地位的.就象行驶的汽车一样,汽车的四只轮子是"机","料","法","环"四个要素,驾驶员这个"人"的要素才是主要的,没有驾驶员,这辆汽车也就只能原地不动,成为废物了.
俗话说:"谋事在人","事在人为".谋质量这事也在人,要把质量这事做好更在于人.就企业质量管理而言,更是以人为本.首先是企业最高管理者的质量素质;其次是各级管理人员,尤其是质量管理人员的质量;第三是企业全体员工的质量(技能).他们的质量决定了企业的质量,也决定了其产品质量,若以函数关系式来表示,可以写成
Q=fTM
式中:Q—一企业的质量或企业职工的工作质量;
f——系数;
T——企业技术水平或企业职工技能水平;
M——企业管理水平或企业职工的管理能力和认真负责工作态度
❺ 如何认识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
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及理论框架基本形成于先秦至汉代这一时期。古代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先秦到汉代的诸子百家思想中，如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商家等。许多古代经典着作，如《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九章算术》、《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成功的管理思想和经验。《老子》主要体现了管理者的权变谋略和在管理过程中的境界、素质及管理原则的思想；《孙子兵法》主要体现了管理者在人事、决策、环境、组织等方面的战略思想；《韩非子》主要体现了管理者的统御谋略思想；《论语》、《孟子》、《荀子》主要体现了管理者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谋略思想；《三国演义》主要体现了管理者的创造性管理思维；《红楼梦》主要体现了管理者以法治家的时效管理思想；而《九章算术》则是我国古代培训管理人员及供他们日常应用的手册，其中三分之二的题目可与财政或工程官员职能相对应，堪称两千年前世界管理数学之最。
从宏观的角度看，我国古代管理思想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治国、治生和治身。治国主要是处理整个社会、国家管理关系的活动，即“治国之道”。它是治理整个国家、社会的基本思路和指导思想，是对行政、军事、人事、生产、市场、田制、货币、财赋、漕运等方面管理的学问；治生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的，它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场经营等方面的管理学问；治身主要是研究谋略、用人、选才、激励、修身、公关、博弈、奖惩等方面的学问。这三部分管理思想还可细划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
“以人为本”思想在我国最早是由政治家管仲提出的，其本意是只有解决好人的问题，才能达到“本理国固”的目的，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基本上就是沿此传承下来的。我国古代思想家对人的行为进行了深入研究。如关于人的行为规律。孔武提出“人情之理，不可不察”。在管理中，要重视研究人的规律，要根据一定的规律去满足人的欲望，办事情才能符合客观实际。关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荀况提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的观点，强调人有掌握天时、使用地利的办法，如果放弃人的努力，期望天地的恩赐，那就太糊涂了。关于奖励和惩罚问题。认为要用赏赐去鼓励人们不怕牺牲，为国立功的精神和行为，用刑罚使干坏事的人害怕，并得到约束。关于群体行为和组织行为的思想，荀子指出:“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这里，荀子提倡的就是集体行为，他认为群体性是人类本性之一，人的生存不能离开群体。“以人为本”的思想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始终占主导地位，认为人是构成国家整体的第一要素，要求把人作为管理的重心，提倡“爱人贵民”。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化已经“表现出较为鲜明的人文意识”。管子说：“君若将欲霸王举大事乎？则必从其本事矣”；“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齐国百姓，公之本也。”《管子》认为，务本之道在于经营民心，争取百姓。达人民之所愿，予百姓之所需。尽量做到“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要求齐桓公竭诚听取民众的意见，把人作为管理的重心。而管理国家说到底就是对人的管理，“治国就是治人”。孟子从“民为立国之本”思想出发，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又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其失民也，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反之，“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孟子·离娄上》)。并进而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下”(《孟子·尽心下》)。荀子则指出：“百姓之力，待之而后功。百姓之群，待之而后和。百姓之财，待之而后聚。百姓之执，待之而后安。”(《荀子·富国》)。中国古代“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不仅体现在对民力的利用上，更难能可贵的是战国时期的孟子和孙子还提出了“唯民是保”的“保民”观点：“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孙子兵法》）在孙子的民本思想中他提出既要保民，又要利主，把对民众负责与对君主负责统一起来，这是很有见地的。总之,我国古代十分强调以人为核心的各种群体关系,包括家庭邻里、社会、国家乃至自然界,它倡导的不是个人主义而是对更大实体的责任。
二、“正人必先正己”的管理思想
中国古代管理非常强调领导者道德素质的重要性,崇尚“道德教化”和“正己正人”的管理方式。“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意思是端正自己与他人，成就物业为自我。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就是最佳的管理行为都应是以双向约束为基本要求的，不仅约束他人行为使之端正，同时也使自己的行为得以规范。先哲们认为，“正己”为“正人”的前提，如果连自己都不能“正”，岂能奢言正人。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本质是“人为、为人”。个人首先要注意自身的行为修养，“正人必先正己”，然后从“为人”的角度出发，来从事、控制和调整自己的行为，创造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激励环境，使人们能够在激发状态下工作，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人为”与“为人”二者具有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对任何管理者或被管理者，都有从“人为”向“为人”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在家庭、行业、国家一切方面的管理之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越是注重自身行为的素质，其“为人”即管理的效果就越好。我国古代管理非常强调领导者道德素质的重要性，崇尚“道德教化”和“正己正人”的管理方式。管理是一个“修己安人”的过程，一切管理都以“修己”作为起点，最终达到“安人”的目标。其实，“安人”的终极目标还是实现自己搞好管理之目的。
三、富有辩证法思想的管理思想
我国古代先人在总结与自然和部族国家斗争的成功和失败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朴素的辨证思想，这在《易经》《老子》《孙子兵法》中都得到了集中、充分的体现。中国这种充满了哲学四辨的管理思想，主要表现在整体观和转化观两个方面。与西方人的思维不同，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也常常习惯于从整体到个体或者从个体角度审视和对待整体，主张整体和个体的有效统一比如表现在中国画上，中国画以“写意”为主，重视对整体的把握，并不重视对细节真实的分析，就是书法也讲究一气呵成，一气贯通。表现在集体组织中，特别注重“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这种管理思想虽然有时容易压抑个体能动性的发挥，但是却特别容易形成拼搏、奉献、团结的战斗群体，有利于发挥团体的整体优势。
至于在转化观方面，其中“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和“盛极必衰”等，就是其所蕴涵的辨证的管理思想，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人早已认识到了万物相互联系、阴阳互相消长之间哲学管理理论。例如：《老子》中“以顺待逆，以逸待劳，以卑待骄，以静待躁”的后发制人思想，“欲先取之，必先与之”的取与之法，“不战而胜，是为上策”的战略思想，“避实而击虚”“因敌变化而取胜”的应变之策，“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选材识贤的人事原则等，都是这种因应变化转化的精彩论述，即便现在依然左右着我们的思想行动，给我们以管理的启迪。
四、赏罚分明的管理思想
在激励和奖惩方面，孙子提出：“合军聚众，务在激气。”诸葛亮指出：“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诛罚不避亲戚，赏赐不避仇怨”，应做到“无党无偏”，意思就是说管理者务必要做到赏罚公正分明，才能服人服众。春秋战国时期的韩非子主张“诚有功，则虽疏必赏；诚有过，则近爱必诛。”对此诸葛亮论述的更加具体，他说“赏罚之致，谓赏善罚罪也。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赏赐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只有做到赏罚分明，才能对良善功将有所激励发扬，对奸恶无功有所咸惧，以确保管理组织的正常科学运转。
五、“天人合一”的整体和谐观管理思想
古代管理思想是以整体和谐观为基础的。也就是把管理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的过程，促使社会与自然、管理系统与外部环境以及管理组织内各种组成之间达到最佳和谐，把管理的各个要素和功能组成一个统一的有序结构。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灵魂是和谐观。它以追求管理系统的协调、和谐、稳定为目标，在生产管理上实现“天人合一”；在社会管理上实现“天下一家”；在人事管理上实现“知行合一”和“情理合一”。和谐观使管理不仅表现为一种科学的理性操作，更是一种人们所创造的理想境界。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无为而治”，一个组织中的成员都能自发地按照规范和要求办事，自觉地发挥自己的力量，维护组织的宗旨和荣誉，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从心”，孟子所说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强调和谐，主张协同，追求和谐的境界，使矛盾和差异的双方协调统一，共同构成和谐而又充满生机的世界。“以和为贵”的人际关系准则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里的“人和”，就是指内部的团结、和睦。《孙膑兵法·篡章》列举用兵得胜的五条：“得主未制，胜。知道，胜。得众，胜。左右和，胜。量敌计险，胜。”他把取得下级兵将的支持和兵将和睦团结，作为用兵取胜五个条件中的两个，可见他对“和”的管理思想是多么重视了。《荀子·五霸》“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孙子兵法》“上下同欲者胜。”这些思想都是说明了“和”在消除内部矛盾冲突和取得内部团结方面的重要性。日本的丰田佐吉在创建丰田纺织公司时，他经营管理的座右铭是“天，地，人”三字，强调“和为贵”，其管理思想就是来自于孟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但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的“和为贵”也不是无原则的，在讲“和”的统一性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其中存在的差异性，即在强调“以和为贵”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和而不同”，在同中存异。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主张“君子群而不党”。意思是说，君子和谐相处却不盲目苟同，小人盲目苟同却不和谐相处。所以这里的“和”并不是盲目追求一致、同一、没有自我，而是要通过各种因素的差异互补来寻求整体的最佳结合，这是人们处理矛盾、对待差异所采取的积极的态度和方法。这种和谐观在管理行为上的具体表现为：阴阳互补、五行反馈、刚柔相济、动态平衡、中庸和谐，以达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可见，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的“和谐观”是中国传统的集体伦理观在管理上的集中体现，对于指导人们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起着润滑剂的作用，这一点，应该引起所有管理者的高度重视。
中国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央集权的国家管理制度，财政赋税的管理、官吏的选拔与管理、人口田亩管理、市场与工商业管理、漕运驿递管理、文书与档案管理等方面，历朝历代都有新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杰出的管理人才，在军事、政治、财政、文化教育与外交等领域，显示了卓越的管理才能，积累了宝贵的管理经验。战国时期着名的“商鞅变法”是通过变法提高国家管理水平的一个范例；文景之治使国家出现了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的局面；万里长城的修建，充分反映了当时测量、规划设计、建筑和工程管理等的高超水平，体现了工程指挥者所具有的高度管理智慧；都江堰等大型水利工程，将防洪、排灌、航运综合规划，显示了我国古代工程建设与组织管理的高超水平；丁谓主持的“一举三得”皇宫修建工程堪称运用系统管理、统筹规划的范例。还有许多令人赞叹的管理实践都体现了中国古人高超的管理智慧。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博大精深，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但是毕竟是我们先人深深思考的结果，我们承认其在认知上存在某种不足，但也绝对不是一无是处，因此，在对待我国古代传统管理思想的问题上，那种管理思想的“民族虚无论”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他必将在全盘否定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基础上导致“全盘西化”；鼓吹完全的“儒学复兴论“也是十分片面的，并且还有盲目排外、妄自尊大、不思进取的封闭嫌疑，其局限性和消极性表现同样也不利于我国管理思想的发展和完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兼容并需，提倡在借鉴意义上的“中西合璧论”，我们优秀的管理思想要继承发扬，外国合理的科学的管理思想也接受吸取，把二者结合起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相信中国的管理思想必将光大于后世。
❻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有哪些内容对现代企业经营有什么启发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极为丰富，春秋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鼎盛时期，各种管理思想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自秦汉以后，尽管也出现了许多杰出的管理思想家，但大都是在前人基础上的补充和发展，因此，我们以其中的儒、法、道三家为代表进行分析，需要强调的是他们的管理思想还不能称为科学，其属性属于经验管理，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治国之道、为君之方、做吏之规。
儒家首先提出人性本善的基本假设，进而提出仁政、德治、礼制的管理方法，最后提出要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管理目标。
法家首先提出人性本恶的基本假设，进而提出法制、刑治的管理方法，最后提出要达到崇君权和富国强兵的管理目标。
道家首先提出人性自然的主张，进而提出无为而治的管理方法，最后指出要实现的管理目标是至德之世。
(1)儒家的管理思想——仁政德治论
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作为利益一元化管理体制的维护者，积极主张恢复周王朝初期的管理模式，并赋予了自己的理想于其中，在“人性本善”的前提下提出了以仁政、德治为主要内容的管理模式。
①仁政
孔子提出“仁”。‘‘仁者，爱人。”“民之仁也，甚于水火。”孟子依此提出‘‘仁政”。“有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于掌上。”“不忍人之心，是为仁心；不忍人之政，是为仁政。”孟子进一步指出：“仁者无敌。”“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郡大夫不仁，不保宗庙。”
②德治
儒家主张施仁政，其中的重要内容是反对苛政与任意刑杀，认为“苛政猛于虎”。儒家倡导用道德感化的方式来统治人民，因此主张德治。孔子主张：“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政、刑只能起镇压作用，使人不敢犯罪；德、礼则可以笼络人心，使人知耻归心。要“为政以德”、“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使民也义”。孟子主张：“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③礼制
推行仁政德治，必须要借助一定的制度规范，这就是“礼”。“礼”最初指祭祀的器物和仪式，到了周代把礼从仪式中区别开来，发展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奴隶主贵族等级制度和以奴隶主贵族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儒家认为：“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
“礼”的宗旨——治国之本。儒家认为：“礼者君之大柄也。”“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
“礼”的内容——道德化的制度。它具体包括：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妻顺、兄爱、弟悌。
“礼”的本质——‘‘和”。儒家认为：“礼之用，和为贵。”和，指和谐、有序、互相扶持，从而形成有效的管理秩序。
从上面的简单介绍中可以看出儒家管理思想体系的逻辑结构：儒家首先提出人性本善的基本假设，进而提出仁政、德治、礼制的管理方法，最后提出要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管理目标。儒家管理思想是以血缘宗法关系为基础，道德伦理为本位，把整个管理和治国思想、方略都伦理化了，具有理想化的色彩。儒家管理思想忽视法律、制度、体制等的“政道”作用，主要着眼于“治道”的探讨。儒家的管理思想十分丰富，影响了中国社会几千年，甚至波及附近亚洲国家，至今还发挥着重要影响。
(2)法家的管理思想——法制刑治论
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作为新生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冲破利益一元化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情感管理体制，试图用法律制度和法制手段建立和维护新的多元化的管理体制，在“人性本恶”的前提下提出以法制刑治为主要内容的管理思想体系。
①崇君权
法家推崇君权专制。管子认为：“神圣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长，此天之道，人之情也。”
法家崇君权，竭力维护最高统治者的权威，目的是为推行其法制刑治的管理思想寻求实施主体和保障条件。法家不可能有现代民主思想，将法制与民主相联系。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只可能将法制与专制一相联系，试图以专制君权为支撑，推行他们的管理理念和制度。
②倡法制
在崇君权的基础上，法家力主推行法制。商鞅认为：“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管子认为：“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法家的法制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权势是“胜众”之资。要推行法制，统治者首先要确立自己的权势。管子认为：“凡人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韩非认为：“势者，胜众之资也。”它具体包括：一曰权势是君主的地位保障。主能制臣用民，在于“主威之重，主势之隆也”。二曰权势是君主保持威严的基础。韩非认为：“有威足以服人”，丧权失威，则是“落架的凤凰不如鸡”。三曰权势是统治力量的源泉。韩非认为，君失去权势，如虎失去爪牙，无力控制百兽。势位、威严、力量，三者是法家权势思想的核心内容，其中“势”是前提，“威”是条件，“力”是手段。
法制是治世之宝。法制，主要是指以法律制度作为治国的依据。法家主张，以法为本，以法为教。韩非认为，治理国家必须“以法治国”、“循法而治”、“惟法为治”，反对“释法任智”、“舍法上贤”、“去法务德”的治理方略。他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实行“壹教”、“壹刑”、“壹赏”。
③施刑治
推行法制的手段是用严刑重罚，以刑推法，以刑护法。韩非说：“刑赏，君之大柄也。”法家主张的法制，主要是突出刑罚的重要功能，辅之以赏。它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治民要严刑重罚。韩非认为：“夫严刑者，民之可畏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吾是以明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
罚与赏要结合。韩非认为：“赏厚而信，刑重而必。”管子认为：“刑罚不足以畏其志，杀戮不足以服其心。”因此，必须要从其欲，罚与赏相结合，才能令行禁止。
赏罚要得当。赏罚必须依据“公义”，依据事实，做到赏罚得当。
法家的管理思想十分丰富，决非上述全部内容。法家重法治、崇强力的管理方略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秦朝用法家的理论统一海内，功劳卓着。汉代独尊儒术，也不是完全不用法家的方略，只是使法家的方略由显变隐，使国家暴力披上道德的外衣，以义统利，以力辅德，补德治教化之不足。同时，通过上面的介绍也使我们看到，法家的管理思想尽管是为专制皇权服务的，但他们揭示出来的法制管理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方法，在今天仍然有着很宝贵的借鉴意义。
(3)道家的管理思想——无为而治论
道家是以老子的“道”的学说为中心的学派，用道来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构成和变化，主张“道法自然”、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因此认为人性自然。在管理国家上主张虔敬清静无为、无为而治、顺天则、任自然、居静行简、省欲节用、绝圣弃智、绝仁弃义。
①自然无为——治国之道
道家主张道法自然。道家认为，世界万物的本源是道，道的根本特征是自然无为。老子认为“道法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天地的运行状态，指毫无勉强、不受外在制约的自由自在的必然状态，即 “自己如此”的状态。“无为”是指行为主体的状态，指不强做妄为、不贪求私欲、
顺其自然的状态。
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既然天道自然，人道就要无为，治理国家就要“无为而治”。庄子认为，“无为为之谓天”，“无为言之谓德”，“无为而万物化”。“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用天下而不足。”因此，“莫若无为”，“以无为为常”。无为而治的具体做法包括：坚守大道，不怀私欲；顺应民性，不加干预。统治者自己要“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道家进一步认为“无为才能无不为“。老子认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庄子认为“无为而无不为”。因为行无为之道，万物就会按其本性自然生长、自由发展，人也会实现自己的一切愿望。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白化。”
总之，顺应大道，顺民性，不怀私欲，不用私智，不固执，不干预，不强制，不妄为，任其性命之情，才能顺百姓安居，天下大治。
②至德之世——理想境界
道家探讨治国之道、治国之术，目的是追求其社会的理想境界——至德之世，老子称作“小国寡民”。至德之世的特点是：
自然。道家理想社会的基本特征是自然主义。道家认为，这就是“圣治”、“至治”、“至德之世”。
素朴。民性素朴，无知无欲，无私无为，完全依常性本能生活。
平等。人们在自然面前一律平等，这是自然之世、自然之民必然形成的人际关系。因此，贵贱、贤不肖、智愚、上下、尊卑不分。
自由。至德之世，人人自由。这种自由既是外在的自由，不受社会规范的约束；又是内在的自由，不受自己内心私欲和追求的左右。“日出而作，日人而息，遥之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
安宁。人们相安无事，基本生活需求能够得到满足。老子说：“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一是指人们之所以能觉得甘、美、安、乐，是由于人们恬淡知足，没有奢望。这种安宁，实际上是一种心理上的安宁。二是指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不相为害。
老莱子（约公元前599年一约公元前479年），春秋晚期着名思想家，“道家”创始人之一。楚国人，出生于康王时期，卒于惠王时期。着书立说，传授门徒，宣扬道家思想。鲁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孔子受困于陈、蔡，楚昭王迎孔子来楚国。孔子外出，遇其弟子。弟子返家，告诉老莱子：“有人于彼，修上而趋下，示偻而后耳，视若营四海，不知谁氏之子。”老莱子说：“是丘也，召而来。”孔子见面，向老莱子请教怎样辅助国君。老莱子训导：“你对世人的痛苦感到哀伤，却轻视你的作为给万代子孙带来的祸患，这究竟是贫乏无知还是无法达到目的呢？与其赞誉唐尧而非议夏桀，不如尧、桀而亡，收起那些褒贬，反乎自然必有损伤，不安不静必生邪恶。对人作事从容随物，故常成功。有什么办法，你自以为贤能啊!”要孔子改变那种志在经营四海，以贤能自负的态度。从中同时也流露出戒除骄矜，淡泊名利，亡却好恶，顺乎自然的思想主张。他还用“齿、舌”的比喻教孔子事君之道。这些语言,多为各国名家策士摘引。他的思想属“言道家之用”虽然谋求的不是治国之道，但仍有一定关注社会的内容。后来道家庄子“群人南面之法”。则扩大发展了老莱子消积、无为的一面。
老莱子不愿“受人官禄、为人所制”，隐居山林。楚惠王五十年（公无前479年）发生“白公胜之乱”，继而陈国南侵，为避乱世，他携妻子逃至纪南城北百余里的蒙山之阳，“葭墙蓬室，木床蓍席，衣蕴食薮，垦山播护。”楚惠王自驾车前往，迎接老莱子到郢都出任官职，辅助国政。他谢绝说：“仆野山之人，不足守政。”为避免楚惠王再来聘求，他弃去茅舍，渡过长江，至江陵江南地区栖身，过着“鸟兽之解毛可绩而衣之,据其遗粒足以食也“的隐居生活。
遗着有《老莱子》16篇（一说15篇），汉魏时亡佚。有少数言论在《子书》、《战国策》等书籍中有所收录，从中可以管其生平和思想观点。
老莱子还是中国历史上着名的孝子。孝养二老双亲，自己72岁时，为了使老父母快乐，还经常穿着彩衣，作婴儿的动作，以取悦双亲。后人以“老莱衣”比喻对老人的孝顺。唐代诗人孟浩然曾作诗曰：“明朝拜嘉庆，须着老莱衣。”
宋苏舜钦《老莱子》诗：飒然双鬓白，尚服五彩衣。
这个老莱非常孝顺父母，对父母体贴入微，千方百计讨父母的欢心。为了让父母过得快乐，老莱特地养了几只美丽善叫的鸟让父母玩耍。他自己也经常引逗鸟儿，让鸟儿发出动听的叫声。父亲听了很高兴，总是笑着说：“这鸟声真动听！”老莱见父母脸上有笑容，心里非常高兴。老莱其实也不小了，也年过70。一次，父母看着儿子的花白头发，叹气说：“连儿子都这么老了，我们在世的日子也不长了。” 老莱害怕父母担忧，想着法子让父母高兴。他专门做了一套五彩斑斓的衣服，走路时也装着跳舞的样子，父母看了乐呵呵的。一天，他为父母取浆上堂，不小心跌了一跤。他害怕父母伤心，故意装者婴儿啼哭的声音，并在地上打滚。父母还真的以为老莱是故意跌倒打滚的，见他老也爬不起来，笑着说：“莱子真好玩啊，快起来吧。” 这个成语形容子女想尽办法让年事已高的父母心情舒畅。
关尹，春秋（一说战国）时人，字公文，道书中称作关令尹喜，或关令尹、或尹喜。后得道成仙，号文始先生，证位为无上真人，玉清上相，为天府四相之一。元顺帝至元三年（1266）加封文始尹真人，无上太初博文文始真君。道教派别之一“楼观道”奉为祖师。《关尹子》又名《文始经》、《关令子》，全名《文始真经》。仿佛《老予》、《庄子》、《列子》一样，《关尹子》也是以作者而命名的。不过，“关尹子”只是以官代名而已。关是指老子出函关的关，守关的人叫做关令尹，名字叫做喜，所以称为关令尹喜，后人尊称为关尹子。道书中称作关令尹喜。
关尹的来历：关尹为春秋时期天水人，字公度，道书中称作关令尹喜。据说他少好坟索，善天文秘纬，在周康王时为大夫，官至东宫宾友。为早期道家代表人物之一。关尹子是一个非常着名的射箭教师。所以有很多人来拜他为师。
关尹子教列子学射箭，有一次列子射中的靶子，兴奋得不得了，便跑去问关尹子：“我学得差不多了吧。”关尹子问了他一句说：“你知道你为什么可以射中靶子吗？”列子摇摇头说：“我不知道。”关尹子说：“不知道，那还能算学会射箭了吗？”关尹子让列子回去再学习。列子学了三年……三年之后列子又去请教关尹子。关尹子又问他：“现在知道你问什么可以射中靶子了吗？”列子回答：“知道了”关尹子说好我现在就问你：“如果敌人骑在马上而你却站在地上那你会怎么对付他？”列子回答：“我会先射马的脚让敌人从马上滚下来，然后瞄准着敌人搭弓射箭。”关尹子说：“好，现在可以了，你知道了你为什么可以射中靶子，这样才学好。以后记住了，要记住之所以设中的道理，千万不要违背它。”
环渊战国时思想家。楚国人。一作娟环、便娟，又称娟子、涓子。学黄老道德之术，与詹何齐名。曾讲学稷下，整理老聃语录，成《道德经》上下篇，对保存道家原始思想资料作出了贡献。《汉书·艺文志》着录《蜎子》十三篇，早佚。一说环渊即关尹，与老聃同时。
❼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有哪些内容
一． 以人为本
以"人道"代替"天道"，相信人的智慧和力量，重视人的价值和地位，考虑人际和谐，善于运用人的智慧和计谋等。
二． 以德为先
优秀的品格因素会给领导者带来较大的影响力和树立良好的威信，使下属产生敬重感，作为学习的榜样。
三． 中庸之道
中庸在《礼记.中庸》中解释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程颐的解释是"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朱熹则解释道："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中庸之道运用于管理中包括以下几方面观念：
1. 凡事要适度：中庸之道反对处事走极端，主张任何事情要遵循一个适当的"度"。
2. 统一把握好矛盾的双方：从事物对立的两方面找出解决的问题的答案。即所谓"执两用中"，这样就能统一考虑到矛盾中对立的两极，不至出现偏颇，在对立面的互补中取得一种整合效应。
3. 掌握灵活多变的原则：要能衡量事物的情势相应的变通。
4. 保持矛盾双方的协调：《礼记.中庸》中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的目的是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但和并不是无原则的和。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不同的东西和谐地配合叫做和，和的各方面有所不同；相同的东西相加叫做同，同的各方面之间完全相同。由此看出孔子反对在管理中人云亦云，盲目附和，而是追求一种有原则的协调与和谐。
四． 无为而治
"无为"是道或天道的一项重要属性，并非无所作为。《老子》中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人道要效法天道，就管理者来说，"无为"是指人适应自然，自觉服从客观规律的管理行为过程。道家的管理宗旨就是通过"无为"，最后达到"无不治"的管理效果。具体说，"无为而治"在管理实践中的作用有：
1."无为"可以减少管理的心理阻力，避免引起反感。道家认为，以智取天下，别人还之以智；以力为出发点，别人还之以力。《老子》认为"智慧出，有大伪"。治天下者机智巧诈，被管理者反而因之作奸作伪。因此，在管理中不人为破坏自然规则，顺应自然，就能够防止下属出现心理抵触，使下属在不知不觉中接受管理要求，实施有效管理。
2."无为"可以减少冲突。道家认为，过分的利益引诱，回导致相互争斗。管理者既要满足下属的合理需求，又要防止贪欲带来损害。"圣人为腹不为目"，主张生活简单，反对追求官能享受。管理者"无为"，"清心寡欲"，即不过分注重利益，就会有利于管理。
3."无为"可以充分发挥组织机构的作用。老子有句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是"夫烹小鱼者不可扰，扰之则鱼碎；治大国者当无为，为之则民伤。"在组织中一旦建立起稳定的组织机构，明确各自的分工职责，就应充分发挥其作用。管理者应适当超脱，避免主，随意决策，不干扰日常的管理工作。这样就能达到"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的境界。
道家"无为论"其实是最优管理原则。从正面看：无为而治主张实行开明，自由，各司其职；从方面看：无为而治是反对蛮干妄为，粗暴干涉。
五. 以和为贵
"和"既是"和谐"，"协调"的意思，也有"合作"的含义。和谐是管理成功的标志，是管理追求的理想境界。
兵法讲得更明确："上下同欲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前两者是讲内部关系和谐，后者是指审时度势，把握战机，不是绝对不打，而是要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日本企业经营战略专家上野明概括成功企业的特征时说："不单纯重视‘和为贵'的想法，而且重视‘和而不同'的想法。下级对上级能坦率提出反对意见，上级能谦虚地倾听部下的反对意见的厂风，是优秀企业的共同点。
❽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主要有儒家管理思想、道家管理思想和法家管理思想。尽管其他学派的管理思想中也有可取之处，但是相比之下，还不够系统和成熟。儒家思想重在对人的启发、教育和感化，主张“仁、义、礼、智、信”；道家思想强调做事情要顺应自然，尊重客观规律，主张“道法自然”、“无为而治”；法家形成一套完整的管理理论体系，将“法、势、术”统一起来。这些思想的积极成分对现代管理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儒家的管理思想
儒家文化关心人生和社会问题，注重修身养性，内炼立德。儒家思想主张做人应该具备诸如仁爱、诚信、和谐、自律等道德准则，蕴涵着丰富的管理学思想。
1修己安人的管理目标 儒家经典着作《论语》中讲：“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告诫管理者要做到修身立德，否则难以服众。“修己”是对自我进行管理，“安人”是指社会管理。儒家的管理思想认为，要治理国家，首先要管理好人。管理者要想进行有效的管理，必须提高自身的个人素质和修养。《大学》中讲：“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也即是这个道理。儒家学说把国家、家庭和个人联系起来，使政治管理与伦理相结合，形成了社会管理系统。另一方面，对于管理者来说，只有从自身做起，才能使国家安定，进而治理好天下。
2 民为邦本的管理意向 儒家的管理思想主张“以人为本”，人是管理的中心。民生、民心、民信是儒家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孔子说：“惠则足以使人。”意思就是，要给民众实惠，才能够很好地调动民众的积极性，使民众为其办事。儒家管理思想认为，要想达到“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管理境界，必须认识到“以人为本”的重要意义，重视对人的管理和对人心的管理。此外，儒家的管理思想认为，百姓的安居乐业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也是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意义所在。
3 贵和中庸的管理方法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儒家文化为，“和”不仅是管理要达到的目标，也是实现管理目标的重要方法。在处理一些无关原则的小事情上，孔子认为，要协调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能小题大做、不能不团结，否则影响人际关系的和谐；但是在一些原则性强的大事情上，孔子则要求人们要坚持自己的原则而不是同流合污。对于如何做到“和”这个问题，孔子也给了我们答案：“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这句话旨在告诉我们，中庸是达到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社会团结和谐，人人都有良好的道德的很好的方法。他反对在处理问题时走极端以及看问题的片面性，告诫人们无论做人还是做事都不能太过分，要“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儒家的管理思想主张“和为贵”，人与人之间、人与组织之间、组织内部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要协作与和谐。
二、道家的“柔道”管理
在道家学说中，“道”是万事万物的本源与本体，一切活动都要遵循“道”。道家管理思想的最高原则是“无为”，“无为”是适用于一切人，尤其是适用于管理者的管理法则。
1 无为而治的管理智慧 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无为”的概念。“无为”是道家学说的精髓，也是道家学说为人们提供的一个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意思就是做事情顺应事物各自发展的客观规律，“道法自然”，从而达到“无不为”的境地，即“无为而无不为”。反之，如果做事情只是凭借人的主观意愿而不尊重自然规律，就会妨碍“道”的运行而失败。老子说：“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这句话告诉人们，管理活动如果按照“无为”的原则来进行，就能取得好的效果，也即是“为无为，则无不治”。
2 处理人事关系的基本方略 在处理人际关系上，老子主张“处下不争”。老子说：“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意思是说善于做领导的不逞强，自己不表现不居功，大度地去让下属表现他们的才华，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善于作战的保持冷静而不暴躁不妄动；善于获胜的不用与敌人交战；善于用人的谦下低调。“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告诉人们，管理者要像江海那样，“善下之”，谦退不争，有海纳百川的胸怀，才能把更多的人才吸引到自己的周围。 3 法家的管理思想
三、法家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通过对法家前辈思想的总结，以及对其他学派思想的借鉴吸收，实现了“法”、“术”、“势”的统一，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理论体系。法家思想的独特见解对现代管理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1 “法治”的思想 《管子》中最早提出“法治”的思想，也就是所谓的“依法治国”，又称“垂法而治”。法家思想非常强调“法”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韩非子·有度》中说“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法审则上尊而不侵”等阐述了依法治国的重要性。意思是依法治国，对外关系到国家的国际地位，对内关系到君主统治地位的巩固。此外，韩非还提出了刑法的实施原则，保证了法治的预期目的的实现。法家的“法不阿贵”等思想相对儒家“刑不上大夫”的观念而言，是极大的进步。
2 “术治”的思想 对于解决如何来实施“法治”的问题，法家提出了着名的“术治”说。“术”，指权术，也即是现代管理中的管理方法乃至管理艺术。《韩非子·定法》中说“术者，因任而受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君臣之能者也。”意思就是，工作岗位的确定要考虑工作任务和工作需要，使职责明确并加以考核。
3 “势治”的思想 在强调“法”和“术”的同时，韩非子也强调“势”的重要作用。所谓“势”，即权势。韩非子说“势者，胜众之资也”，他把“势”看做是管理者相对于被管理者的特权或优势，认为使管理得到良性运行仅仅依靠管理者的能力和品德是不够的，必须要拥有“势”，即需要位尊权重来保障。法家认为“法”、“术”、“势”并不是单独存在的，三者是相互区别又相互影响的，要使三者有机结合，管理活动才能顺利进行。
四、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现实意义
1 将儒家管理思想引入现代管理 从“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名言中，可以看出古人是相当重视“人的因素”的。以人为本，即以“人”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不过分强调个体独立性，而主张个体与群体的统一，既重视个人的主体价值与作用，又主张推己及人，把个体融入和谐的集体之中。管理者要把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在管理过程中重视对人心的管理，要关心下属，对待下属要一视同仁，重视他们个人才能的发挥。
现代管理中，也要重视中庸思想的积极意义。儒家的中庸思想要求管理者在具体的管理事务中要坚持原则，遵守企业的规章制度，另一方面，和而不同的思想则有利于活跃企业气氛，塑造丰富多彩的企业文化。把儒家的“和为贵”思想引入现代管理，管理者与下属之间能够相互尊重和理解，进而相互关心、相互支持、和睦相处，有利于管理中与下属、下属与下属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促进企业管理的成功。
2 将道家管理思想引入现代管理 老子主张“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从而达到“无不为”的境地。老子提倡的“无为”，并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做，而是要顺应自然和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有“不妄为、不乱为”的意思。在现代管理中，强调“无为而治”，要求管理者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法规、以及制度的过程中要顺应自然，不违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管理者在日常的管理中也要充分认识到“无为而治”重要作用。管理者不必置身于琐事之中，而是将日常事务的决策权要下放给下属，这样才能宏观上把握组织的管理目标和愿景，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促进企业目标的实现。但是，也要认识到，老子所说的“无为”，并不是消极的让人无所作为，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在企业中，管理者将决策权下放不是取消任何管理行为，而是进入管理的更高的境界。这种管理境界中，人人都是重大决策的参与者、制定者和执行者，都是管理者。这种看起来无为的管理模式，实际上更加高效。
3 将法家管理思想引入现代管理 “法”、“术”、“势”的思想对现代管理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现代企业中重视“法”，也即是强调企业的制度建设的作用。一方面企业要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另一方面企业要制定能够规范人的行为的“法”，也即是企业的制度。合理完善的制度是一个卓越的企业所必备的，它会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不断的调整和完善，是企业良性运行的必要条件。在实际的管理过程中，制度的意义重大，但是只有制度得到良好的贯彻和执行，制度的作用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这就需要“术”，也即是对制度的执行进行反馈和考核。因为制度往往会有缺陷，所以在制度的执行过程中要讲究技巧。合理完善的制度、制度执行的技巧并不能保证制度能够得到有效的执行，这就需要“势”，管理者要运用好“势”来确保管理效果。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企业要想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足，必须要加强企业的制度建设。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利于员工发挥其创造性才能。以“法”、“术”、“势”的管理原则来指导管理过程，有利用企业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运行。
中国古代思想博大精深，虽然时隔数千年，但是对于现代管理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我国古代优秀管理思想的重要价值，结合现代管理理论，将传统优秀的管理思想融入现代管理之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方法，使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管理服务中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❾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对现代管理有什么借鉴和指导意义
管理通常被解释为管辖和处理。管理思想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对管理活动的思维所形成的观点、想法和见解的总称，它是人们对社会生活里各种管理实践中种种社会关系及其矛盾运动的自觉的和系统的反映。管理思想是在管理实践基础上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它经历了从思想萌芽、思想形成到不断系统与深化的发展过程。人类管理思想的发展历程是悠久的。管理思想的发展可从古代的管理思想和近代的管理思想分析,它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可分为早期的管理思想.第二阶段可分为古典的早期思想.第三阶段可分为中期的管理思想.第四阶段可分为现代管理思想.美国企业界的精英们最先看到管理对经济发展的突出作用。
在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管理思想都是深深地植根于这个国家民族的生活生存环境和这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土壤之中的，都无一例外地会带有这个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印痕。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同样也带有鲜明的中国地域和传统文化的烙印。管理是随着人类历史产生而产生、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自从有了人类历史就有了管理。人是社会的动物，在从事集体的生产和社会活动时，由于需要组织和协调行动，管理也因此而产生。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中华民族长期生存繁衍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传统民族文化。
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先秦到汉代的诸子百家思想中。大致可划分为：“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正人必先正己”的管理思想；富有辩证法思想的“经权观”管理思想；经世实用的战略管理思想；“天人合一”的整体和谐管理思想；“无为而治、道法自然”的管理思想。它内容丰富，值得今人认真学习与借鉴。
受中国生存环境、宗法制度和儒家道家文化影响，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思维的方式体现出了“刚柔相济”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谋而后动的决策思想、义利两全的取舍思想、赏罚分明的激励思想、德刑并用的宽猛思想、上下同欲的同道思想、执要群效的统一思想、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对立转化的辨证思想、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
综观中国古代管理实践可以看出，管理与行政和当时的条件和社会环境基本融为一体。实际上，我们所了解的古代管理实践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管理者或决策者的素质高低。管理者的个人知识、能力和经验越丰富，越有可能进行卓有成效的管理活动，否则，管理就可能缺乏成效，甚至失败。因此，管理实践是和个人经验分不开的，是一种典型的经验管理。管理的自然属性和管理的社会属性促进它反映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指挥劳动及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监督劳动。因此管理思想的发展是由当时的条件和时代决定的.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强调和谐，主张协同，追求和谐的境界，使矛盾和差异的双方协调统一，共同构成和谐而又充满生机的世界。但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的“和为贵”也不是无原则的，在讲“和”的统一性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其中存在的差异性，即在强调“以和为贵”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和而不同”，在同中存异。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主张“君子群而不党”。意思是说，君子和谐相处却不盲目苟同，小人盲目苟同却不和谐相处。所以这里的“和”并不是盲目追求一致、同一、没有自我，而是要通过各种因素的差异互补来寻求整体的最佳结合，这是人们处理矛盾、对待差异所采取的积极的态度和方法。这种和谐观在管理行为上的具体表现为：阴阳互补、五行反馈、刚柔相济、动态平衡、中庸和谐，以达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可见，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的“和谐观”是中国传统的集体伦理观在管理上的集中体现，对于指导人们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起着润滑剂的作用，这一点，应该引起所有管理者的高度重视。
人际关系是现代组织管理中的重要问题，它作为影响人们活动效率的因素，起作用的机制在于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互动来调节人们的态度和行为。我国传统文化中对管理的核心在人的问题，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财富。如怎样以道德为核心在社会生活及决策管理中发挥作用，将人们引向管理目标，实现统治者的目的，孔子所倡导的仁政与礼治，可谓达到了最高的理想境界。这样做的结果是最终形成了"求治"、"求善"为目的，以人情主义为特征的管理模式。在这种机制下，"礼"在各种管理行为中起着关键性的调节功能。而"礼之用，和为贵"，其中促成"人和"的内在机制则是"仁""仁"作为礼的核心，其基本含义就是"爱人"。这种主张靠领导者榜样身教的力量和道德感化来影响群众达到目标，以心理情感为纽带，以情理渗透为原则，洋溢着浓浓人情味为形式的"德治"方式，体现着高超的管理艺术，起到了无可比拟的巨大效果。
在现代社会里，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注重利用人情感应来控制人的行为，是现代管理的高明之处。一方面它可以满足人们的心理与社会之需要，并使人们形成较强的群体意识，提高人们对组织的认同感、责任感；另一方面，还可以使管理组织具有很强的自组功能。因为在人情主义的调控机制下，组织中各个体之间可以通过心意感召实现人际互动。这种由情感实现的互动，就是管理系统的自我组织和自我调控。所以，人际关系在当今的组织管理中占据无法替代的地位，管理者所要履行的职责就在于：正确处理好"义"与"利"二者的关系，在整体把握中求得共同发展，达到终极目标——义利合一。惟有如此，管理者才能真正推出模范的行为，制定出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才能真正做到尊重人，才能充分调动、发挥处于管理系统中的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形成一种合力，从而创造出较为丰富的物质、精神价值。
管理是一种文化，只有认真学习，深入理解传统文化的精华，才能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管理上的创新。我国古代的激励方法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世界管理史上占据一席之地，极大地丰富了管理理论，其中不乏有精华之理。今天，我们只有不断地深入挖掘前人的管理思想，不断地深入结合现行的管理方式，立足于本国国情，才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才能在实践中探索出适合国情的管理方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出应有的贡献。